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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徽时期周孔地位有何变化?政治格局又是怎样的?

日期:2019-06-12 来源: 评论:

[摘要]导语:永徽时期周孔地位有何变化?政治格局又是怎样的?有贞观遗风的永徽时期,政治上的大权牢牢掌握在以长孙无忌、褚遂良为代表的观旧臣手中,同时他们也是永徽时期修礼修法活动中的决定者。礼仪与政治之间的紧密关系,使得发生在永徽时期的礼仪制度及其活动...……

导语:永徽时期周孔地位有何变化?政治格局又是怎样的?

有贞观遗风的永徽时期,政治上的大权牢牢掌握在以长孙无忌、褚遂良为代表的观旧臣手中,同时他们也是永徽时期修礼修法活动中的决定者。礼仪与政治之间的紧密关系,使得发生在永徽时期的礼仪制度及其活动的变化,自然也需要结合当时的现实政局进行分析。以释奠礼而言,永徽期间周孔地位再次发生变化,便与贞观旧臣脱离不了关系。

永徽政局的主导者为长孙无忌与褚遂良,其间一切大政方策莫不是由二人把控。因二人在唐太宗生前设计辅政格局中,居于首辅、次辅之重要地位,太宗临终前曾面嘱唐高宗:“无忌、遂良在,汝勿忧天下!”’,长孙无忌、褚遂良等老臣把持朝政的理据即在于此。在永徽政治格局中,此二人乃是政局的实际掌控者,高宗则处于从属的地位,政治上没有实际的权力。

以长孙无忌、褚遂良为首的辅政大臣,也是“贞观之治”的直接参与者,他们自然希望将贞观时期的各项政策都全盘承袭下来,从而延续国家政策的一致性,礼仪制度作为国家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以贞观时期为基础而加以发展便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这一时期,以长孙无忌为代表的辅政大臣,在实际政治生活中,己有凌驾于唐高的态势,这样的行为难免会为人所垢病。如何为自身辅政行为寻求更合理化的阐释,成为当前一个重要的议题。因为一旦皇权被旁落,便免不了以下犯上的“僧越之嫌”,因此对于长孙无忌为首的这些贞观旧臣而言,首先就要证明其辅政的合法性与必然性。

因为礼仪文化与政治之间的紧密关系,且作为当时修礼活动的负责人,所以从礼仪制度入手显然是这些贞观旧臣不错的选择。释奠礼由此为其所重,他们想到了从释奠礼中的周孔地位入手,通过改变贞观时期的旧有制度来为自己的辅政行为赋予更为崇高的意义与合理性。

周公“圣人”身份的树立,不仅因为其在文化上“制礼作乐”,还在于现实政治对周成王的辅弼之功。历史上“周公辅政”是历代传为美谈的政治佳话。于是在贞观时一度被取消“先圣”地位的周公,在永徽时期又被恢复了原有的地位。

永徽时期对礼仪制进行的修订,因为政治上尊崇“贞观遗风”的原因,只是针对《贞观礼》细节性的调整,并不具备颠覆性。唯有周孔地位的变化,可以称的上是对贞观礼制的巨大调整。周孔地位的变化,显然是这些辅政大臣精心谋划的结果,尽管周孔同为圣人,但他们的历史功绩并不相同,孔子以文教化天下,偏重的是文化领域的贡献,而周公辅政周室、制礼作乐,则是国家治理层面的功绩。并且周公辅成王的故事不仅为人所津津乐道,对于辅政的贞观旧臣而言,也可以此为政治上的藉口,他们推崇周公无异于向人们宣示他们辅政权力的合法性。从这个角度上说,永徽年间以长孙无忌为首的辅政大臣的所作所为,也不过是在行“周公辅政”之事而己,于情理之上自然无可指摘。

长孙无忌等人以仿效“周公辅政”的方式把持着永徽政局,为了延续这种政治格并凸显其辅政合法性,这些辅政大臣便又重新将周公抬了出来,并在永徽令中重新确立周公为先圣而加以祭祀。这样一来,就进一步从礼仪的层面确立了辅政的法礼基础,并可以藉此提醒高宗,让他充分认识到,“周公辅成王”乃是最为合理的政治局面,从而确保长孙无忌等人的辅政大权。

作为最高统治者的唐高宗,面对这种政治局面,显然不会甘心受制于人,皇权独尊的政治心态决定了唐高宗不会容忍辅政大臣的权威凌驾于自己之上。为了取消辅政大臣对政治的干预,唐高宗必须采取措施,从他们手中回收权力。

永徽时期,唐高宗与贞观旧臣之间的权力争夺一直在暗中进行,直到围绕“废王立武”之事,双方的矛盾才彻底激化。为收回权力,高宗慢慢地培植自己的政治力量,逐渐形成了外有李勣、许敬宗和李义府,内有武昭仪的政治团体,最终在永徽六年“废王立武”之事上,实现了政治格局上的逆转,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

并且以此为契机,从永徽六年开始全面清除整个贞观元老集团,重臣遗老们一个个被贬黝,远离政治中心,失去了政治影响力,高宗由此回收了政治权力。曾经深受永徽初年礼制束缚的唐高宗,在掌握实权以后,就迫不及待的开始重新修订礼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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